商人公民和公民企業家這兩個概念，意思差不多，是指商人或企業家這種職業身份與公民身份的結合和統一。在已經建立了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法治的國家，這兩個概念并無特殊的含義，商人、企業家的公民權利和公民責任大體上都是十分清晰的，但在轉型國家，這兩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應然而非實然，相當多甚至大多數商人和企業家還不知道公民權利、公民責任為何物，還只是像臣民一樣匍匐在專制權力之下茍且發財，通過主動或被迫向權力行賄納貢，以獲取和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以及財產和人身安全。他們往往因為獲得壟斷性資源或特許經營權而一夜暴富，但也常常淪為權貴們的替罪羊、犧牲品、提款機和待宰的羔羊。改開三十多年來，很多風云一時的企業家鋃鐺入獄，乃至像曾成杰一樣丟點性命，就充分證明這一點。

這使得現階段中國的商人企業家階層在政治上表現出整體上的消極保守，迄今沒有顯現出追求憲政民主的熱情和勇氣，其代表人物柳傳志的“在商言商不談政治”正是其真實的自白：有苦惱，有屈辱，甚至有憤怒，但一則因為自身財產往往來路不清，二則缺乏抵抗專制權力的力量，于是只好忍氣吞聲、茍且偷安。

這樣一種狀況帶來諸多嚴重的后果：第一，企業界人士主要精力花在搞通人際關系上，而不去致力于技術、制度、營銷等方面的創新，普遍缺乏“企業家精神”，對經濟的持續發展極為不利；2、為了應對權力的索取同時保持自己的利潤，就把代價轉嫁到勞動者、消費者和環境身上，導致令人無法接受的貧富兩極分化、消費品不安全和生態環境的惡化；3、害怕被權力滅口或被民眾清算，把財富大量轉移到國外；4、沒有像歐美國家的企業家一樣，成為建立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的先鋒隊。

整體上是這樣，但也有一些個體站出來了，這畢竟給人們帶來了一些希望。比如，孫大午從冤獄中出來后，對憲政民主法治的話題非常感興趣，加強了與思想界的互動交流。任志強經常在微博上開炮。王石在天則所主辦的曾成杰案研討會上做了重要發言，反思了自己在重慶唱紅打黑時的消極回避態度，主張工商界要抱團自救，并準備發起成立“企業家救助基金”。王瑛長期以來利用自媒體做公民教育和憲政民主宣傳，在柳傳志關于在商言商的表態后，毅然退出了正和島企業家聯誼會。當然，他們當中最杰出的代表無疑是王功權。王功權本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和投資銀行家，于知天命之年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以失去自己在鼎暉投資擁有的股份的75%（可能高達數十億吧）的代價，退出了商界，專心致力于公民運動和社會轉型。其實，他以企業家的身份參與公盟的行動已經有十來年了。9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傳喚并刑拘了王功權。

如果曾成杰之死從反面震懾了企業家們，使他們深刻意識到了他們所在的非法治環境和自己的非公民身份，那么王功權在歷史上必定作為一個英雄的形象，從正面激勵和推動企業家們參與到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法治的建設過程中來。下面我們簡單討論一下公民企業家的基本內涵和發育發展道路。

公民企業家不僅要遵守以誠信為核心的市場經濟倫理，而且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是一個包括投資者、勞動者、消費者、社區等等在內的利益共同體，具有一定的公眾性質，作為企業掌門人的企業家及其管理團隊，要把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緊緊地結合起來，以損害利害相關者為代價的利潤最大化是不道德的。這就意味著，企業要參與到所在社區的公民社會建設中去。企業擁有較多資源，本身行為又具有示范效應，對公民社會的建設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反過來，良好的社會環境一定會反哺企業的持久的發展。

不僅如此，公民企業家還要盡一定的政治責任，對于轉型社會而言尤其如此。從消極的方面來說，企業家要拒絕行賄，拒絕與官員的錢權交易；從積極的方面說，企業家要與整個社會一起推動憲政民主法治，最終把權力關進籠子。企業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當然應該正大光明地享受企業公民的權利。企業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政治資源，說到底，國家無非是一個放大的企業，是所有公民（股民）的聯合體，企業界有責任把現代企業治理模式引進到國家治理模式中去：人大常委會或議會相當于董事會，國家主席或總統相當于首席執行官，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相當于監事會。

企業家們（主要指民營企業家，國企掌門人很難稱為企業家，而是享有一定行政級別的官員），首先要聯合起來爭取和捍衛自己合法的權益。現在固然也有形形色色的企業家組織，但由于種種原因，基本上還是有其名無其實，沒有成為一個組織起來的、具有相當統一意志的院外壓力集團。

除了自己組織起來，企業家們還應當與其他階級階層的社會組織進行廣泛的協商對話，其中主要是與勞工組織、知識分子組織、消費者組織、環保組織的協商對話，因為勞動、知識、消費、自然環境是與資本及其經營管理發生最直接關系的因素。最高級別的企業家實際上是代表所有生產要素的，但鑒于歷史原因，目前企業家對之直接負責的主要還是投資者。這沒有關系，只要企業家尊重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公民權利，積極地與他們溝通合作就可以了。

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企業家應該尊重乃至支持勞動者的結社權和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勞資矛盾是市場經濟社會中最主要的矛盾，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特別是在原始積累階段和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企業家們會選擇阻撓勞工的結社和集體行動，一個一個地與一盤散沙的勞動者簽約，從而大大降低了勞動者的討價還價能力。這是不公平的，因為企業主本身擁有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管理體系，企業主還率先組成行業協會和雇主協會，以有組織的雇主對付無組織的勞工，使得雇主擁有了全部剩余索取權，從而形成對勞動者的嚴重剝削，因此也招來勞動者的激烈反抗，最終結果是不僅勞工受損，雇主一方也遭受了更大的損失。所以后來企業家和雇主們承認了勞工的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拋開勞資合作與雙贏的角度不論，即使從勞資競爭和博弈的角度出發，與一個有組織的對手進行談判，也大大勝過與無數無組織的個體進行對抗——前者是可控、可理性預期的，后者是不可控、不可理性預期的；前者的成本大大低于后者的成本；前者能夠導向雙方形成一種規范的博弈機制，后者則會導致整個勞資關系土崩瓦解。

本人是研究勞工問題的學者，由于自己家庭出身的影響，出于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本人的大部分言論是為失去話語權的勞工聲張他們的權利。但社會是由各階級階層組成的，從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角度出發，我對各階級階層的公民權利都是尊重的，并且經常呼吁各階級階層結成建立公民社會與憲政民主法治的聯盟或聯合陣線。這就需要所有非政府民間組織（NGO）能夠在得到縱深發展的基礎上實現橫向聯合。